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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洪宇 溫才妃 來源:中國科學報 發布時間:2021/6/11 9: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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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開沅:要留風骨在人間

 章開沅給博士生上課(左一為周洪宇,右一為章開沅,左三為馬敏)。 周洪宇供圖

祖師徒三人合影,從左到右為周洪宇、章開沅、劉大偉。 周洪宇供圖

5月28日早上8點33分,泰康楚園杜總忽然打來電話,我心里一驚,想起前幾天看望章開沅老師時他身體嚴重不佳的情形,心里頓時有不祥的預感。果然是噩耗,電話中他告知我老師在十幾分鐘前平靜地走了。

此事還未告知師母,大家不知如何對她開口,擔心她老人家接受不了。我決定還是先與夫人到現場參與后事辦理再說,這是當務之急。

我們在病房向開沅師逐一鞠躬致哀??粗鲙熎届o祥和、面頰消瘦的遺容,淚水止不住流了下來。剎那間與開沅師交往的諸多往事一 一浮現在眼前。

初識見風骨

初識開沅師是在我入學后不久,我是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77級學生,1978年3月正式入學。

開沅師正式給我們上課大約在1980年前后。在上他的課之前,我們已經知道歷史系除了國學大師錢基博、張舜徽等老先生外,還有一位很有名的先生叫章開沅。為了迎接辛亥革命70周年大慶,他受國家委托主編《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后來該書成為全球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第一部綜論性大型專著。他那時十分忙碌,常在外地統稿,很少與我們見面。

突然有一天中午,歷史系學生宿舍斜對面的教工一食堂門前貼出了一張“聲明”,觀者云集。大家像炸了鍋一樣,議論紛紛。寫“聲明”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開沅師。“聲明”很快就被人撕了,原意是,希望實事求是地對待“文革”期間他被批判的一篇文章。

而要說起“聲明”的起因,還得從“文革”前夕開沅師為《光明日報》所寫的文章《不要盡量美化,也不應一筆抹殺——對于李秀成評價問題的一點淺見》說起。文章主張全面客觀地看待并評價歷史人物,卻被借題發揮者認為是折衷主義,為此開沅師在“文革”期間多次被批判。后來開沅師雖經有關部門發函宣布平反,但并不徹底,平反函中留有一個尾巴,說開沅師自己也對此“負有一定責任”。

從不茍且的開沅師,就這樣以一張公開“聲明”的方式,在與我們77級學生見面之前,給大家腦海中留下了敢于發聲、毫不妥協的“硬漢”形象。

終于等到他給我們上辛亥革命專題課,而我正好是歷史課代表,需要當好學生與老師溝通的橋梁,必須經常請教他。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是脾氣火爆、不茍言笑的一個人,可接觸下來卻發現他對學生既和藹、溫和,又十分愛護。

久而久之,我發現他不只對所有學生,對教職工也是如此。他后來擔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依然每天早上親自打早點,路上遇見了教職工總是噓寒問暖。他像愛學生一樣,關心愛護青年教師,不僅讓他們從筒子樓搬進了教師公寓,還從思想、工作、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關愛有加。

華中師大坐落于桂子山。原來桂子山是一座光禿禿的山,華中師大從老城區曇華林舊址遷移至此,種下大量桂子,才有了今日的桂花香飄校園。負責后勤的綠化組中有一位叫姚水印的老師傅,一輩子給華中師大做園林綠化工作。開沅師曾在全校師生面前公開表彰并號召大家向姚師傅學習,學習他“一輩子踏實做一件事”的精神。逢年過節,他還不時前去探望、慰問姚師傅。

沒有任何官員架子、學者架子、校長架子,實際接觸過后的開沅師與我們最初的印象大相徑庭。

為了栽培后生拍了桌子

本科畢業之前,我和同班兩位同學——馬敏、朱英約好,一同報考章先生的碩士。我們三名男生年紀相仿,都對近代史特別是辛亥革命史非常感興趣,平日刻苦勤奮,因此被同學們戲稱為“三駕馬車”。當我們提出報考開沅師的碩士時,他十分欣喜,并熱情地歡迎我們報考。但那一年,我因考研外語差幾分未能如愿。懊惱之際,他安慰我說,不要緊,明年再來。

緊接著就是大學畢業分配。因成績還算不錯,表現尚可,按當時的慣例,我留在本系工作的可能性較大,教歷史教學法的周老師也希望我留系與她一道工作,并向系領導提出此建議。誰想,因考研選擇了開沅師,無意中得罪了同系另一位老師,據說他因指導我大三課程論文也欣賞我,而他又恰好在畢業生分配問題上有話語權,因此,我雖被留校,卻無緣留在本系,分配到學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學研究所工作,被踢出了史學大門。

當時,我還是二十來歲的小年輕,不懂得復雜的人事之爭,也不似今天有跨學科的觀念,認為學了歷史就要從事歷史研究,離開歷史系就與歷史研究無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心情難以平復,有一段時間很苦悶、很彷徨,不知未來前途何在。

后來好幾位老師跟我說,開沅師為了我留系的事,在院辦公室當著這位老師的面“拍了桌子”。

這是后話。當時我感到有負開沅師厚愛,加上次年開沅師擔任校長,我就更不好意思再叨擾他。而那時學校接到湖南教育出版社關于編輯出版陶行知全集的約稿,剛剛大學畢業的我接手了這一重任。

然而,我的心中一刻都沒有停止繼續報考開沅師研究生的念頭,教科所的領導們也都知曉并鼓勵我報考??晒ぷ鲀赡旰?,陶行知全集也即將編完,等來的卻是章先生只招博士、停招碩士的消息,我再一次感到無望,便在教科所老師建議下,攻讀了本所研究生,成為國內第一位做陶行知研究的教育學碩士。

我的研究逐漸引起了陶行知弟子的關注。1987年,時任中央教科所所長、陶行知弟子張健來到湖北,我陪同他去見開沅師。陶行知也是開沅師心中的楷模,他曾說“我有兩個榜樣,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陶行知”。張健向開沅師極力推薦我,希望他把我培養成中國第一個研究陶行知的博士。開沅師一聽就笑了,“洪宇本來就是我的學生,過去當歷史課代表常來我家,只是近幾年他不來找我,接觸少了”。他鼓勵我,明年碩士研究生畢業,來報考他的博士生。

開沅師的這番話給了我極大的溫暖,要知道每年報考他的博士生擠破了門框,北大、復旦、南大、武大、中大、川大等名校高材生數不勝數,我一名中途改道的學生,有何資格再入他的門下?當天晚上,我給他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了曾辜負他厚望之意,又把這幾年的學習、工作、想法跟他做了詳細匯報。

備考前,我心里沒底,問開沅師考試需要做何準備,他只是一笑而已。及至我來到了復試現場,開沅師問了我一個問題,“我剛看到你在《理論導報》上寫了篇文章。這篇文章提出一個觀點,要注意培養理論工作者的主體意識。那你就說說什么是理論工作者的主體意識吧”。我當時一驚,《理論導報》只是省屬小報,開沅師怎么會看到我的這篇不起眼的文章。理了理思路,我從理論工作者的自身主體性、研究選題的主體性以及研究過程中的主體性等方面做了系統闡述。開沅師微笑著說“不錯”,在場的老師們也都笑了。雖然我不明白大家笑是何意,但最終投入了他門下,圓了多年夢想。

在開沅師的指導下,我繼續從事陶行知研究,后經他和張健親自寫推薦信,我2000年得以赴哥倫比亞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至今我已先后出版了20多本陶行知研究中英文論著,并在此基礎上向教育史學科拓展,開辟了教育活動史這一新領域,構建了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與教育活動史“三分天下”的教育史學科新格局。特別榮幸的是,我還在開沅師之后接任過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總算在這個小領域接上了班。

在開沅師的帶領下,如今“章門弟子”已成為史學界公認、少有能自成學派的學術群體。馬敏先后擔任華中師大校長、黨委書記,朱英出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桑兵現為浙江大學資深教授,王奇生是唯一一名本碩博都不是北大畢業的北大歷史系系主任。學術界、教育界、政界乃至企業界的優秀同門不勝枚舉。

請辭文科資深教授

大眾對開沅師的一個深刻印象是,國內請辭資深教授第一人。

那時,我已經在省里工作,記得在一次會上遇到開沅師,他談到,學術界有一股爭名逐利之風,包括一些名家、院士,似乎有三頭六臂,什么都去插一腳。像我們這樣的老學者,更應該帶頭做好榜樣。“我正在考慮要不要辭去資深教授頭銜。”

文科資深教授相當于理工科的院士,是一所高校的王牌,于公、于私大家都不希望他請辭資深教授,便總是“搪塞”他,連我也被學校拉去做他的工作??墒?,開沅師的態度很堅決,發展到后來,他無論在哪個場合都要表明請辭立場。

開沅師曾對時任華中師大黨委書記的馬敏說:“不管你們同不同意,我都要宣布辭職。”為此,他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他總覺得,既然不在其位,就沒有必要浪費國家的錢。“如果大家都不搞,那我就來帶這個頭。”

我后來逐漸明白了他的舉動,不是從個人考慮,而是希望以身作則、率先垂范。這也正是他時常倡導的“敢為天下先”精神的體現。

外界只看到他請辭資深教授一事,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實他還主動辭去大學校長、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召集人這些關乎學校學科發展以及學校歷史學在全國地位的頭銜。

宣布辭去校長之時,他深感自己不能“天天忙著去救火”。他在校長之位上為國家服務了8年,但骨子里卻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學者。這從他1983年當上校長第一天,就可見一斑。當校長,對他來說是“偶然”事件。

在那之前,他的最高職位是華中師大歷史系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尚未入黨。上世紀80年代的校長任命采取選舉民意制。校內民意測評第一名是他,校內投票第一名又是他,而且他當時五十來歲,正值年富力強,教育部自然就任命他為校長。就這樣,他從一名普通的教研室主任躍升為一校之長,直到現在也再無第二人。

上任前,他曾要求一周至少有兩天時間從事學術工作,但后來當上校長,卻發現根本難以實現。他有一句名言:“寧可站著倒下去,也不躺著混下去。”這也是他校長工作認真負責的寫照。

但他的內心,始終向往學術。我們在給他整理《大學的使命—章開沅口述史》時,他一直在呼喚兩個回歸——回歸大學主體、回歸教育本質。他在校長之位堅守8年之久,其間不時有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名校邀請開沅師去做訪問學者或請他講學,他也渴望有機會把自己的學問系統地整理一下,索性就將頭銜辭了個干凈。

這些經歷與他請辭資深教授的邏輯是一脈相承的,都充分體現了他的價值觀。一直以來,他都是一名有正義感、使命感、責任感的學者,用實際行動詮釋了“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后人”。他是一名真正的好學者、好老師、好校長,真正的“大先生”。

(作者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本報記者溫才妃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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